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西夏高僧与回鹘人供养像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初唐璎珞大士像轴
作为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专业画家，张大千携家人弟子于1941年春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临摹了276幅壁画。同时张大千对石窟的结构、彩塑与壁画的内容、多少、大小均做了文字说明和年代考证。结合正在浙江美术馆举行的敦煌艺术展，浙江美术馆也与收藏张大千临摹壁画最富的四川博物院进行了合作，展出的60多幅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系首次对外展出。
张大千与敦煌，仿佛是一部传奇，一位天纵奇才历经千难万险终成大业。人们现在看到的是他辉煌的成就，殊不知背后蕴含的无尽故事……
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张大千先生画作中，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尤令世人瞩目，那一幅幅金碧巨作，一层层清逸笔墨，一枚枚玲珑玉印，一段段过往旧事，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大千世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画家张善孖先生和张大千先生既取意《大风歌》，又撷明末清初画家张大风之名，为他们的画堂命名为“大风堂”。
张大千从老师和朋友处多次闻悉敦煌艺术之雄奇，于是心生游历之念。1941年春至1943年夏，他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同两位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远赴敦煌，偏居两年零七个月，摹习壁画。他认为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非一般匠人所绘，而是名家的杰作，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敦煌之行成为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是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精心筹备
为了做好临摹的充分准备，张大千托友人从青海塔尔寺等地购买画布、纸笔、胶粉；从西藏(据说是从印度或缅甸进口至西藏的)运来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办日用品，前后动用了78辆驴车才运至敦煌。
1942年，张大千又专门从青海塔尔寺聘请了藏族喇嘛画师昂吉、三知、格郎、罗桑瓦兹、杜杰林切同赴敦煌，帮助准备画布和调制颜料。喇嘛画师用绝技制成的画布天衣无缝，布面光滑；自制的佛画颜料历久不变；金粉的亮度绝无仅有；木炭条细如发丝，宽如面条，刚柔适度。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经历中，藏族喇嘛画师的鼎力相助是不可缺少的。
编写序号
到莫高窟后，张大千立即被满壁彩绘和精美的彩塑所慑服。他首先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张大千以祁连山的水流方向，从南到北、由低向高、再由北向南、由下至上往复进行，仿佛英文的E字形。历时5个多月，共编309号。后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
临摹之功
张大千学画时就非常重视临摹古画，他强调“师古人之迹，先师古人之心”。(张大千《对大风堂弟子刘力上的谈话》)
在摹习方法上，他认为：“临摹，就是将古人的笔法、墨法、用色、构图，通过一张又一张的画作，仔细观察它的变化，并加以了解、领会、深入内心，达到可以背出来的程度。然后经过背临过程，把古人技法运用自如，最后把古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张大千《对友人的谈话》)
原貌重现
张大千在《谈敦煌石室》中说：“敦煌现存之(壁)画，约三分之二已变色，其余完美如新。用其银朱和粉绘色者都变为黑色，现临摹者以皮肤为黑色，实为大错。石青、石粉所绘之部现尚崭新，而粉与石彩、银朱均不能混合，一经混合，经久即黑。”
基于对壁画的色彩分析，张大千临画的方法是透过现象，恢复原状。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推测其本来面貌。其目的在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方法，为己所用。
倾力为艺
敦煌的生活清苦艰难，日用品皆需从外地购买。为改善生活，他们自己开荒种菜、养鸭。因藏、回、汉民族的饮食习惯不同，张大千特别开设了三个灶。
冬天，敦煌的气温最低可达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须到200里外的沙漠中寻拾枯木，以供做饭、取暖。为防土匪的侵袭，张大千还花钱请当地驻军做护卫。
为维持敦煌的开支和供养四川的家人，张大千每至深夜仍在赶绘作品，以寄回四川托朋友代售。敦煌之行令他债台高筑，粗记耗资5000两黄金。为偿还债务，张大千只得将珍藏的200多幅古画忍痛出售。
虔心写佛
莫高窟洞内光线阴暗、空间有限，壁画色彩多已退败，在摹制壁画时，须克服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张大千常常叮嘱众人不要碰损或弄脏壁画。
他们每日清晨入洞，薄暮而出，个个蓬头垢面。张大千常常一手持烛，一手执笔，或立于木梯，或蹲或躺卧于地，经数十次观研之后方才落笔。其艰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如作家高阳所说：“张大千在敦煌是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同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
躲避匪乱
1943年3月22日清晨，张大千忽闻有土匪来袭，他们只得躲在莫高窟位置最高的第三百零五号窟，洞口由几名保安警察守卫，一名喇嘛骑骆驼出去求救。另一士兵独自携带武器入山，频放空枪，声东击西。整日枪声不绝于耳。晚上城内驻军赶来，巡逻达旦，土匪方才离去。所幸人和画均无损伤。后来张大千说：“这一天是在敦煌两年又七个月中最不好过的一天了！”
遭遇饿狼
1943年6月15日，准备离开敦煌时，张大千与一位朋友骑马先离开榆林窟，奔塔什联系汽车。途中误入荒野，二人涉水上岸，突遇两条大狼凶狠阻道，二人又未带武器，他们巧妙用计方吓退恶狼，张大千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里时常有狼群出没，多的时候会有上百只。
画风之变
敦煌之行令张大千画风大变，由早年的清丽雅逸，变为富丽堂皇，仕女人物变得雍容华贵，妩媚动人，画中常出现敦煌窟顶藻井图案。
他认为“画画单要求具有诗意还不够，更要具有词意，即要求画中具有缠绵蕴藉、幽幽不绝的意境”。(录自张大千《对秘书冯幼衡的谈话》)
文化奇迹
敦煌之行使张大千眼界大开，他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近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十大影响
据曾克耑经张大千口述笔录的《谈敦煌壁画》得知，张大千先生认为敦煌壁画对中国画坛具有十大影响：
一是佛像、人物画的抬头。
二是线条的被重视。
三是勾染方法的复古。
四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
五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了。
六是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
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
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
九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
十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们的画坛了。
艺震画坛
1941年夏，张大千将20余幅摹本寄回成都，委托友人举办《张大千西行纪游画展》。此时人们对张大千的画作褒贬不一。
1943年8月，摹本在兰州展出。有许多人重金欲购，均被先生婉拒。
1944年1月，展览在成都举办，各界盛赞。
1944年5月，展览移至重庆，引起轰动。
1946年10月，摹本于上海展出，震惊艺坛，九州盛起“敦煌热”。
1950年春，受邀赴印度展览，大受欢迎。同时先生考察了印度的佛教艺术，得出结论：“敦煌绘画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
1957年，作品由《朝日新闻》主办在日本东京展出，轰动东瀛。
张大千先生远涉敦煌，能为人所不能，敢为人所不敢，在两年又七个月的时间里，洞悟“法相庄严”的艺术精髓，共摹写了270余幅作品，从敦煌艺术之中，他重新觅回了中国绘画的色彩光芒，并使之成为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神旨所在。敦煌之行成就了大千，使其磨砺为器，终成借古开今的一代大师。
慷慨捐献
1949年先生赴印度展画，临行前对家人和弟子说：“我们费尽千辛万苦临摹来的200多幅敦煌壁画我一幅都没卖，不管求购者愿出多么高的价钱，其原因就是我早已决定今后要把这批摹品全部献给国家……”1955年，张大千先生的家人将先生留下的临摹敦煌壁画及白描画等作品及文献捐赠给了四川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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